古晋老巴刹，繁荣的起点。

古晋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居住，这点已经很难考究。然而，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既有的资料，推敲200年前的情景。

有关老巴刹的记录

根据1972年出版，Elizabeth Pollard撰写的《Kuching Past and Present》一书指出，1830年在今日州长府后方地段，曾经出土一些盐木古墓碑，显示汶莱贵族可能在1820年代已经居住在这里。

此外，根据古晋广惠肇公会的资料，广东人刘直与数位同乡，大约在1820年代已经来到古晋，并长期在这里务农或从事小买卖。刘直也被砂拉越官方认定是最早抵达砂拉越的华人，他曾经在老巴刹经商，也是广惠肇公会的创办人之一。

1839年，英人詹姆士布洛克及其队伍初次抵达古晋时，他们也观察到古晋除了有马来甘榜，也有20多个华人。与此同时，河边有一座古庙，更可以确定有华人在这里活动。虽然没有明言是哪座“古庙”，史家一般推测指的是大伯公庙，这或许也是有关大伯公庙最早的一笔文字记录，至于其真实的创庙年份至今还是一个谜。

 

 

到了1848年，圣公会的麦陀鹅主教等人初次抵达古晋，其夫人海莉特（Harriette McDougall）详细记录着那段见闻，她指出当时的古晋“有华人和印度人的市集各一，规模都很小”。

华人来到古晋

海莉特抵达时，砂拉越已经在布洛克政权的统治下，时间上也是华人下南洋的高峰期。华人从中国到新加坡，再从新加坡得知新建立的砂拉越白人拉者政权正当励精图治，于是纷纷越过南中国海，来到古晋寻找机会。

我们可以很准确的判断，海莉特指的华人市集，即后来的“老巴刹”，而印度人市集，则是稍晚发展成由甘蜜街、印度街等组成的“新巴刹”。

这个时候，砂拉越河上下游形成两个华人市集——下游是古晋的华人市集，上游是石隆门客家矿工掌控的市集。布洛克政权初期与上游的华人势力，尚能和睦共处，到了1850年代则开始恶化，最终在1857年暴发著名的华工事件，死伤数千人。

上下游的华人势力

古晋的华人和石隆门的华人，在历史上是否有所来往？史料有限，我们无法看到详细的记录，但古晋华商普遍上与拉者的关系较为密切，因此相信拉者和石隆门华人的关系，牵动着两地华人的关系。

华社的史料上有两笔比较明确的记录，非关贸易，但值得提一提。

1856年，古晋寿山亭福德祠大伯公庙重建落成，石隆门华工特地乘船下来，到庙里进香，向大伯公道贺；另一件有关一位叫阿四妹的女子，不堪被丈夫施以暴力，而爱上另一位年轻华工，双双离开石隆门私奔到古晋。

无论如何，华工事件暴发，古晋的华人与石隆门的华工划清界限，当拉者在石隆门屠杀矿工时，并未波及古晋华人。此后，拉者政府尽管对华人长时间有所戒备，但还是必须依赖华人的勤力和经商头脑，这才促成了华人大批进入砂拉越，成为砂拉越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。

第二代白人拉者查尔斯布洛克曾经不止一次公开认可华人的贡献，1883年时就指出：“要是没有华人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”。

 

 

老巴刹vs新巴刹

Pasar是马来人对市集的叫法，华人南来后入乡随俗，因此有了“巴刹”一词。古晋的百年老街区，有“老巴刹”和“新巴刹”之分，两个巴刹刚好以旧法庭建筑群作为分界。

最初的巴刹以靠河的海唇街起头，带动后街小巷的形成，估计在1860年代以前出现。到了1880年代，拉者查尔斯布洛克开发旧法庭另一边，原本是印裔穆斯林与爪哇人的聚落，甘蜜街、印度街等随即出现，菜市场也搬迁到甘蜜街的河边。

为便于区分，当时人们将这个新区称为“新巴刹”，而海唇街这一带自然就是“老巴刹”。